【macro巨汇网外汇资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已经上升到3.2%，超过日元成为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整体地位的提升，使得人民币摆脱了过去完全是美跟承受美元属性，具有了更高的独立性和主流货币的属性，也具备了一定的避险属性。
乌克兰战事的爆发充斥着各类新闻的头条，资本市场也是风起云涌。
资金纷纷涌入避险资产，风险资产则遭受打压。黄金大涨、美元升值、美债上涨，与此同时全球股市大跌，A股也受到波及，而乌克兰战事短期将影响原油和天然气供给，原油和天然气价格跳升，资本市场的这一系列变化都很符合逻辑。
但容易被忽视的是，同期人民币也在升值，而且创下了新高。自2月中旬，乌克兰事件逐步发酵以来，美元兑人民币离岸汇率一度升至6.3072，创下近四年的新高。
一般而言，在风险事件爆发后，资金趋于避险会流出新兴市场，新兴市场的货币将贬值，过去人民币也多是这样的表现。如今人民币却一反常态的走强，表明人民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避险属性。这种避险属性表明人民币已经显露出一定的主流货币特征，可能会改变人民币的一些基本逻辑，使得国内的宏观政策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力增大。
避险货币都有哪些特性
避险货币之所以能够避险，就在于它能够具有很好的保值功能，不容易受到战争、经济和市场波动等影响。现在世界上公认的避险货币是美元、日元和瑞士法郎。
瑞士是永久的中立国，不参与国际争端，也是欧洲唯一一个未受两次世界大战波及的国家，国家安全性较高，因此当国际经济政治发生动荡时，瑞士法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使得瑞士法郎具有避险属性。但由于瑞士的各方面的影响力较弱，瑞士法郎在全球市场中的避险地位并不很受重视。
美元背后的支撑是美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而且美元是全球最主要的结算货币，流动性非常好，一旦风险事件发生，市场倾向于持有美元资产以规避风险。
比如2020年3月中下旬，全球疫情开始在全球肆虐时，全球市场大幅动荡，美元指数短短的两周内就大幅升值了约9%，体现出了较强的避险特性。而在此次乌克兰战事期间，美元也有明显升值。
日元作为避险货币的属性比较特殊：一方面，日本也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日元的国际地位仅次于美元、欧元，与英镑相当，而且日本持有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这为日元的稳定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日本长期以来实施低利率政策，在正常环境下，全球投资者喜欢借日元换成其他货币进行投资，而当国际市场风险升高时，则会抛售高收益的风险资产，再换回日元还债，造成日元汇率的上涨。
日元的避险属性也不是与生俱来的，它始于巨大的套息交易(CarryTrade)。1998年10月，美国对冲基金LTCM的突然陨落对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日元兑美元当月大涨10%，使套息交易开始受到广泛关注。这也是解释日元汇率避险属性的关键特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日元的避险属性得到更为普遍认可。如2008年金融海啸，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美国债务上限危机等风险事件发酵时，日元兑美元汇率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拉升。
但是货币的避险属性和地位是相对的，这些年日元的避险属性明显在减弱。长期经济停滞不前，使得日本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影响力相对下降。此外，“安倍经济学”实施之后，日元长期贬值依然是趋势。这些因素可能都影响了日元的避险属性。比如2月24日，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全面升级时，日元反而是贬值的，美元兑日元上涨了0.46%。在2020年3月全球疫情和市场最困难的时期，日元也是大幅贬值的。
人民币的运行逻辑在发生变化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民币汇率更像是固定汇率，而且资本市场的开放度较低，市场对汇率的关注度并不高。
自“8·11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变成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资本市场开放度也大幅提升，人民币的变化会影响外资的流向，进而对国内资本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
即便如此，人民币汇率也只是被当成一个被动的变量来研究，因为它更像是美元的跟随者。在大多数时候，美元升值就会带来人民币的贬值，美元贬值则导致人民币升值，而且两者升贬值的幅度相当。比如疫情以后，随着美国实施超级宽松的宏观政策和全球经济的复苏，美元指数从2020年3月底的103贬值到2021年初的89.4，累计贬值近13%；同期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从7.16升值到6.4，累计升值约11%。
这种美元与人民币汇率的关系从2021年下半年以后发生了变化，人民币的运行逻辑出现了有别以往的两个明显特征：
其一，人民币受到美元的束缚减弱，展现出更强的独立性。2021年6月以来，随着美国通胀的不断走高，美联储政策开始逐步收紧，美元也步入了升值的通道。美元指数从89.6升值到97附近，累计升值超8%。但同期人民币汇率不仅没有贬值，反而是逆势升值的。
一方面，同期的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从6.37升值到6.31，升值了近1%；另一方面，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认为，过去一段时间人民币的BIS指数涨幅和SDR指数涨幅相当，表明了人民币汇率的走强不仅仅只针对美元，更包含对全球主要货币的升值。
其二，面对风险事件的冲击，人民币也开始具备一定的避险属性。自2月中旬，乌克兰事件逐步发酵以来，美元兑离岸人民币汇率一度升至6.3072，创下近四年的新高。全球避险资金，尤其是欧洲的避险资金纷纷涌入美元和人民币进行避险。
一些观点认为，疫情之后中国经济相对于全球经济恢复的更好，支撑了人民币的升值。这一逻辑用于解释2020年4月至2021年5月的人民币升值是较有说服力的，但2021年下半年之后中国经济明显下行，而欧美经济依然走强，这一阶段人民币的独立运行逻辑就很难用经济差去解释了。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疫情后中国出口的超预期强劲支撑了人民币汇率。但这很难解释，为何在同样的背景下，一段时间人民币是跟随美元的，另一段时间却走出了独立行情。
也许是人民币整体地位的提升，使得原来处于附属地位的人民币逻辑发生了改变。从人民币的国际支付角度看，截至2022年1月，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中的份额已经上升到3.2%，自2021年10月以来出现明显快速的上升。2016年以来，这一份额平均维持在1.9%附近。这使得近几个月，人民币升至全球第四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仅次于美元、欧元、英镑，反超了日元。
这种人民币与日元此消彼长的关系，也说明了为何在这次乌克兰战争中，日元的避险属性被大大弱化。
而且人民币储备货币的地位也在大幅提升。根据IMF的数据，截至2021年9月，全球外汇储备构成中，人民币占比为2.66%，同比提升了0.5个百分点，排名保持第五。
文章来源：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