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ro巨汇网讯】-国际货币格局是国际金融秩序的核心，而国际金融秩序是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重要内容之一。历史上，国际秩序都需要特定国际货币格局做支撑，而国际秩序的重建通常最先表现为国际货币格局的重构。然而，当前国际货币格局的变化陷入了“均衡困境”，即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在达到或持续接近最优状态之前便停滞的某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此时，主要国家行为体继续维持、接受或无力独自改变既有格局，国际货币体系的诸多问题依然延续。这种困境正是导致国际秩序变革态势模糊和形势胶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由此使得对国际货币格局变迁路径的探析变得更为迫切。
现状、问题与变革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是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续，国际货币格局呈现出由一种霸权货币（美元）、一种重要货币（欧元）和几种主要货币（人民币、英镑、日元、加币、澳元等）组成的“1+1+X”模式。重要性和影响力存在较大差异的不同货币，共同构成了一个“中心—外围”国际货币结构，其中美元单独位于中心，其他货币位于这一结构不同的非中心位置。人民币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但截至目前仍只是这一结构中的外围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诸多问题同样延续至今，且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国家层面，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国内政策两难依然存在，但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已没有了国际制度层面的约束，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主要货币的国际权力属性愈发凸显。在国家间层面，汇率波动和失调、资本跨国投机和无序流动等给中心和外围国家带来了金融和经济风险，金融依赖成为中心国家恣意使用的政策武器，去美元化和本国货币国际化成为非中心国家的政策选项，国家间货币权力的博弈强化。在国际层面，国际收支失衡长期以来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顽疾，但当前失衡程度空前，失衡调整的方式和成本分担成为主要国家争论的焦点，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债权人逻辑”已发展成了“债务人逻辑”。此外，相关国际组织尤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金融组织表现低效，基本延续了二战后的运作方式、运作模式和权力结构。
面对这些问题，改革需求迫切，但恢复金本位或布雷顿森林体系、用非主权货币替代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等多数潜在路径的可行性较低。相较而言，有两种路径更为可行，值得更进一步探究。一种是国际货币制度渐进变革路径。该路径聚焦国际货币制度的宏观层面，尝试从整体上推动国际货币格局的渐进调整，但该路径的实施依然存在较多困难。一方面，国际制度具有路径依赖，一旦确立，再进行大幅度改革比较困难，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未能推动国际货币制度的革命性变化。关于国际制度渐进变革的理论尚未清晰揭示出制度渐进变革的方式和机制。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国际货币制度的主导国，会阻挠任何有违其利益的改革，国际制度竞争态势渐强。
另一种是国别路径。这种路径聚焦于特定货币，着重强调这些非中心货币如何通过其国际化，从微观到宏观、自下而上地推动国际货币格局的调整。从历史上看，主权货币国际化并不会随国家实力增长而自然产生，国家的主动战略是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就人民币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但其进程起伏且充满挑战。如何通过人民币国际化，有效推动国际货币格局良性调整，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人民币国际化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美元的禁锢。作为霸权货币，美元长期在国际经贸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会产生霸权货币的排他效应。这种排他效应既源于美国对其国际货币地位的主动捍卫，也表现为国际货币的网络外部性，即随着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和国家选择美元，放弃使用美元的成本将会增加。因此，无论是与美国建立高度密切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国家，还是未直接与美国建立直接经贸关系的外围国家，其进入国际市场后，都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美元依赖，美元由此在全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范围。
二是政治关系对货币政策的强外溢效应。国际关系实践体现出明显的政治优先倾向，当两个国家政治关系良好时，其经贸关系、货币合作都会得到比较好的发展，反之则存在不确定性。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不一定能推动两国政治关系的深入发展，因此，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和政策会受到政治关系波动的影响。尤其在国际秩序变革期和大国竞争强化的背景下，主要大国间的政治博弈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也由此出现了一种不合逻辑的现象——在韩国、日本、欧盟等与中国建立密切经贸往来的国家或经济体，人民币国际化依然举步维艰。
三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根基比较薄弱。资本账户的未完全开放、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不足、汇率体制市场化程度不足、人民币国际流通渠道不畅通等相互关联的诸多因素，使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内根基尚不坚实。
人民币国际化的国别策略
破除这三大阻力，可尝试采取国别策略。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国别策略可理解为，根据具体国家或经济体的不同情况，采用差异化和精细化的方式和方法增加人民币的使用。国别策略的第一步是对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进行排序，以确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对象的先后次序，这一排序过程可遵循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分析划定主要国家货币的势力范围。货币势力范围的划定有多种指标，国际货币功能是常见指标，也可尝试建立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对主要货币（尤其美元和欧元）在全球的势力范围进行精确测量。目前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民币国际化应把主要货币势力范围的边缘地带或非主要货币的势力范围，作为优先区域，而优先区域中的国家或经济体也应有先后次序。
第二，衡量双边政治关系。在优先区域中，可依据双边在特定时期里的政治关系对国家或经济体进行大致分类。政治关系相对更好的国家或经济体，更易于通过官方战略和政策推动主权货币国际化。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指标可采用事件数据进行构建。
第三，度量双边经贸关系。在政治关系比较稳定，同时又不是主要货币尤其是霸权货币的势力范围，依据经贸关系紧密程度再确定一个优先次序。按照这种逻辑，通过量化研究可以对相关国家或经济体进行排序，有序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由此促进国际货币格局变化。与金融学和经济学更多强调从经济条件、经济要素的层面确立货币国际化的目标对象的观点不同，国别策略更强调货币势力范围和政治关系，体现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视角。
除了次序选择之外，针对具体国家或经济体的人民币国际化方式和方法是国别策略的另一重要内容。从货币实力到货币权力的转变，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需要国家的主动战略。在美元国际化历史过程中，美国使用了多种积极和消极的方略，如军事威胁和行动、经济制裁、经济激励、外交斡旋等。至少其中积极的方略是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借鉴的，且这些策略应是针对不同的国家或经济体而分别制定的。
总之，经由国别策略，人民币国际化可进入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又为国际货币格局的变迁提供了一种国别路径和有生力量。国际货币格局的良性调整将助力国际秩序的和平演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